在哈蒙德的法庭里，量刑不过是一道数学题。

变量从来不包含被告的女儿会不会在某个下午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对着一个空出来的座位发呆。

当轻伤害案的量刑成了一种对社会治安的表态，被告席上的人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案例编号，一块垫在法官升迁台阶上的砖。

玛格丽特知道自己没有立场来为被告说情，也知道这对于冷面无情的哈蒙德法官恐怕没有意义。

她将法官的想法记下，把日程表收进文件夹，随后说：

「法官先生，贝勒斯先生昨晚来过电话，说有急事，让你今天尽快回他。」

「知道了。」

哈蒙德走进内间办公室，关上门。

那张红木办公桌上只摆了电话丶笔筒和一本摊开的《俄克拉荷马州刑法典》。

墙上挂着他的法学学位证书以及一张81年里根到俄克拉荷马城参加筹款晚宴时的握手合影。

为了确保自己被安排在握手队伍的前排，他还提前一周给主办方打了四个电话，换了三个不同的理由。

第一个是司法系统的代表需要曝光率。

第二个是他可以帮忙引荐县里的主要捐款人。

第三个是纯粹的私人情面。

第四个电话他没打，因为主办方已经答应了。

他坐在皮椅上，望着书架最上面一层。

一个褪色的相框里装着三个人。

贝勒斯丶克劳福德和他三十年前在大学法学院门口的台阶上拍的。

他们都来自小镇工人家庭，都在那个还相信法律能改变世界的年代里互相借笔记，分享泡面和未来梦想。

三十年后，他们都变成了有钱有权的混蛋。

克劳福德卷了几十万美元逃到德州。

贝勒斯靠次品建材喂饱了半个县的公共工程。

而他每日坐在法官席上，一天能签发十几张判决书。

「哼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