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士打量着她，目光在她洗得发白的旧棉袄、沾满泥雪的裤腿和隆起的腹部上停留了一下，眼神里带着审视：“你找顾副团长？有什么事？你是他什么人？有预约或者介绍信吗？”

一连串的问题让刘桂芳有些措手不及。介绍信？她哪有什么介绍信！

“我……我是他亲戚，从老家来的，有要紧事找他。”她连忙说，试图让自己的话听起来可信，“你看，我这大老远来的，还怀着孩子，能不能通融一下，让我进去找他？或者你帮我传个话也行，就说……就说他大哥托我来的。”

战士眉头皱了起来：“亲戚？顾副团长的亲戚？”他显然不太相信。顾副团长来林场时间不长，但为人正派低调，没听说有什么亲戚来探亲，更别说是这样一副落魄模样的孕妇。“对不起，同志，没有预约或相关证明，我不能放你进去，也不能随便帮你传话。这是规定。你要是真有急事，可以去那边场部办公室登记询问。”他指了指不远处一栋挂着“红星林场场部”牌子的平房。

刘桂芳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心里一沉。去办公室登记？那岂不是要面对更多的人盘问？万一他们细究起来……

“小同志，你就行行好，帮我叫一下顾建锋，或者告诉他一声，就说刘桂芳找他，是为了他大哥顾建斌的事，真的很要紧！”她语气带上了哀求，甚至眼眶都有些红了，试图用孕妇的弱势来打动对方。

然而站岗的战士依旧摇头，态度虽然不算恶劣，但十分坚决：“对不起，同志，我真的不能违反规定。你去找办公室吧，或者等顾副团长下班出来。他平时很忙，经常在营区或者下基层，不一定在办公室。”

等下班？在这冰天雪地里？刘桂芳看着战士那张年轻但毫无通融余地的脸，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窜上来。她没想到，连顾建锋的面都这么难见。

无奈之下，她只好抱着最后一丝希望，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大门，朝着场部办公室的方向挪去。路上，她试图向偶尔经过的职工或家属打听，但大多数人要么行色匆匆，要么看她衣着寒酸、来历不明，只是摇摇头或摆摆手就走开了。有两位热心些的大婶倒是停下听了听，但当刘桂芳说出“顾建锋”的名字时，她们对视一眼，眼神里多了些探究和警惕。

“你找顾副团长啊？他可是大忙人，我们平时也见不着。”

“你是他啥亲戚啊？以前没听他说过有亲戚要来。”

刘桂芳含糊其辞，只说是远房亲戚，受托带话。那两位大婶也没再多问，只给她指了办公室的方向，便结伴离开了，边走边低声议论着什么，隐约能听到“看着不像……”“别是什么打秋风的吧……”之类的话。

这些话像针一样刺在刘桂芳耳里。打秋风的？她心里又羞又恼，却又无可奈何。

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态度比门卫更程式化，要求她出示身份证明、介绍信，说明具体事由，还要登记。

刘桂芳哪里拿得出像样的证明，那本《赤脚医生手册》和几张模糊的“证明”在工作人员公事公办的眼神下显得如此可笑。她支支吾吾，话也说不圆全，只反复强调是顾副团长大哥托她来的，有要紧事。

工作人员显然见多了类似情况，态度冷淡：“同志，没有有效证明和正当理由，我们不能随便打扰领导工作。如果你确实有重要事情，可以写信。”

写信？连张像样的纸都没有！正式渠道？他们哪有什么正式渠道！

刘桂芳彻底灰心了。她站在办公室门外冰冷的台阶上，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