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事？”戚沨问。

没想到江进直接绕到另一边，自觉上了副驾驶座：“去案发现场。”

戚沨一顿：“高云德的案子我要避嫌。”

“那是在案情没有明朗，你的嫌疑还没有排除之前。”江进说，“现在你的嫌疑已经摘除了，再说你不也打过报告请示上级了吗？走吧，就当是帮我个忙。咱们先去青云村，最多一小时，回头再去昨天那个白骨案的现场，兴许还能有发现？”

“我先说好，程序上不能有疏漏，要全程录音。我可以给专业意见，但我的意见不能作为侦破思路。”戚沨重新发动车子，缓慢驶出市局，“高辉有多难缠你也看到了，她还是公众人物，要将事情闹大了，不知情的网友会真以为春城警察徇私枉法。”

江进先是笑了笑，戚沨却不知道他在笑什么，随即就听江进说：“我还真不怕高辉上蹿下跳。”

“我也不怕，但她如果真的闹，收拾烂摊子的是咱们。”戚沨快速看了他一眼，又看向路况，“你是不是昨天发现了什么？”

“不能说发现，只能说是推断，还没有证据支持。我总觉得高辉有隐瞒，但现在还说不好她隐瞒的东西和这个案子有没有直接关系。”

戚沨没有立刻接话，而是先顺着江进的判断去回忆。

她知道江进的判案直觉一向很准，也不会轻易怀疑人，思路也灵活，总能想到别人注意不到的点。

再说高辉，她在高云德失踪的事情上的确是表现得过于激动。当然，站在女儿的立场，得知父亲被害，是不可能情绪平稳的。但是都过了十五年，依然歇斯底里得如同昨日才发生一样，这就有点反常态了。

他们接触过很多受害人家属，从激动、愤恨到失望、灰心，再到归于平静，只想求一个答案，这个过程五年是一个坎儿，十年又是一个，到了十五年，基本已经过了“一步步退而求其次”的阶段。

当然也有个别案件，十五年甚至是二十年，当事人家属都无法释怀。不过这种通常是因为将案件的发生和自身命运挂钩，两者之间是无法切割的因果关系。

想到这里，戚沨说：“高辉说过，如果不是高云德突然失踪，她的人生不会那样糟糕。或许是联想到过去吃过的苦，以及没有从我母亲手里分到钱，于是……”

“这话乍一听合理，但经不起推敲。”江进接道，随即又问，“你说高云德刚失踪那几年，高辉时不时就给你母亲寄高云德生前的物品，还经常打骚扰电话。这事儿持续到什么时候？”

“从我上大学期间开始，我毕业那年她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持续了有一两年。”

“那后来为什么不继续了？”

“因为我妈搬去林新了。”

“你母亲只是搬去林新，又不是和春城的人际关系彻底决裂，她还会和以前的朋友有往来，房屋买卖中介那里也会有记录。如果高辉真想要，绝对能拿到地址。”

“嗯，我印象中高辉因为没有分到卖房的钱找我妈算账，最后一次还差点动手，幸好当时我小姨在。我们都认为她不会罢休，下一次只会变本加厉。可从那以后高辉却突然消停了，听说是工作上挣了点钱，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我妈一直都说，高云德和高辉的感情没有她表现得那么深，但站在我的角度，我倒是认为高云德对高辉和前妻一直都不错。”

江进接道：“两段婚姻，一段持续了十几年，称得上知根知底，另一段还不到两年，你母亲连高云德的工程具体是干什么都不知道。如果我推断，前妻和高辉会知道得更多，这你认可吧？”

“认可。”

“可是十五年前的笔录里，她们母女却都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