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阿梅吃了药，烧退了。陈远水躺了七天才爬起来，左腿从此落了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

「走。」他说，把扁担架上肩膀。

从云南到广西，从广西到广东。他们走了一年，两年，三年。扁担断了三次，用麻绳绑了又绑。弟弟渡河时呛了水，烧坏了耳朵，听不太见了。路上有人加入，有人走散，有人永远留在了路边。

一九四五年秋天，他们在广东梅州听到消息：日本投降了。路上的人抱在一起哭，苏阿梅抱着已经六岁的奶奶，哭了整整一个下午。陈远水没有哭，只是把扁担从左肩换到右肩，说了一句：「走，回家。」

他们翻过一座又一座山，终于到了泉州地界。海风裹着咸味从东边吹来，吹在脸上湿漉漉的。

村口有一棵大榕树。陈远水十六岁离家时它就这么大，三十二岁回来它还是这么大。

他放下扁担。两只箩筐轻轻落在地上。七岁的奶奶从筐里探出头，看见一棵大得不像话的树，树须垂下来，后面是一排黑瓦黄墙的房子。

「阿爸，这是哪？」

陈远水跪下去。不是跪拜，是垮了。他膝盖磕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到了，」他说，声音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这就是咱的厝。」

一九四六年一月，陈远水在村口搭起一个棚子，重新开张。棚顶铺稻草和油毡，柜台是一块旧门板，摆着自家晒的虾酱丶从梅州带回来的茶叶，还有一坛子照着缅甸法子腌的茶叶拌花生。

腊月里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陈远水在棚子里忙活，七岁的奶奶站在柜台后面，踮着脚尖帮父亲把一碟金枣摆上柜面。金枣是苏阿梅做的，裹着糖衣，金黄金黄的，像一颗颗小太阳。

奶奶捏了一颗塞进嘴里，酸得眯起眼睛，又甜得笑了出来。

「阿爸，」她含混不清地喊，「甜。」

陈远水愣了一瞬，蹲下来，平视着女儿的眼睛。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脸晒得黑红，穿着一件改了三遍的蓝布衫，脚上一双草鞋——那双从缅甸走过来的草鞋，鞋底磨得只剩一层布，露着她生了冻疮的脚趾头。

但她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