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法庭上站着的，是一个眼眶红了的士兵。

法官看着他，点点头。

然后他转向格林伍德的律师，开口问：「律师先生，这位士兵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大围攻下活了下来。他在俄国人的炮口底下都没有退缩，你觉得他会因为几句煽动的话，就在法庭上说谎？」

律师的手死死地压着那本法律汇编，他没有预料到这一幕。

他做足了功课，翻遍了法律条文，准备了十几套辩护策略，但他没有预料到一个不起眼的爱尔兰劳工，会是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兵。

此时格林伍德的脸色更加难堪，像一块发霉了的奶酪。

律师明白，格林伍德自己也一定不知道。

在他的工厂里，爱尔兰人和牲口没有区别，他不会在乎他是从哪条船上漂来的，也不需要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

旁听席后排，几个工人压低了声音，发出一阵短促而克制的欢呼，攥着拳头在胸口闷闷地捶了一下，同时，记者的笔在笔记本上刷刷地响。

理察知道机会来了，他必须在法官的注意力还没有从芬巴身上移开之前，最后再添一捧柴。

「法官大人，」他说，「关于芬巴先生的健康状况，我还有一件事需要补充。」

法官对理察微微点了一下头。

「前阵子，芬巴先生被诊断出肺结核。」理察说，「他去了一家不错的诊所，花了他不知攒了多久的钱。可医生没有仔细检查，甚至没有好好听完他的肺，只是看到他爱尔兰人的面孔和他的咳嗽，就下了判决：肺结核，不治之症。」

旁听席上又是一片骚动。

在那个年代，爱尔兰人几乎和不洁二字画上了等号，他们住在拥挤没有通风的贫民窟，而好诊所的医生只会对有钱人望闻问切，看到咳嗽又脸色苍白的爱尔兰人，就会立即给他打上痨病的标签。

「但那不是肺结核。」理察说。

芬巴转过头，看着理察，眼神里只剩下诧异。

「如果那是肺结核，」理察解释道，「他的家人丶他的工友，那些和他朝夕相处，挤在同一个工位上干活的人，早该被感染了，但他们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