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陷入沉思。

孟文朗道：「《伯夷列传》放在列传之首，在我看来，有一层尤为紧要的立意。它不是只给一个答案，更是提出一个问题：善人为何往往不得善终？天道究竟公不公？

太史公将这个问题悬于列传篇首，便是告诉读史之人：史书不是记载『因果报应』的帐本，而是呈现人世间真实的复杂。若读史只为求一个『善有善报』的安慰，便辜负了太史公一半的苦心。」

他语气稍缓：「当然，这只是为师一家之言。你们日后读得多了，或许会有自己的答案。」

接着，他话锋一转：「有此眼界，再去看人，便不同了。

你且细想李斯，他在上蔡当小吏时，见厕鼠仓鼠而感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他一生信念的起点：环境决定人的高下。所以他西入秦，求富贵。这信念让他成为秦相，也让他最终沦为赵高的棋子。

再看沙丘之谋。赵高来劝他篡改遗诏，他先是严词拒绝：『此非人臣所当议。』赵高先以五问让他自认不如蒙恬，再一番威逼利诱，他便『仰天而叹』，从了。

你细品他那一叹。那不是被说服，是恐惧。他怕扶苏即位后用蒙恬代他，怕失去到手的富贵。他当时认定什么是对的，却选了错的。

最后看他临刑前对儿子说的话：『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句话为何千古传诵？不是因为它悲凉，是因为它道出了一个真相：人到末路，想起的不是功业，是那些最寻常的日子。

李斯用一生换来的一切，到头来不如上蔡东门的一只黄犬。」

孟文朗停了停，对梁山伯问道：「你读到这一句时，心里想的是什么？」

梁山伯沉默片刻，道：「我想的是，如果李斯在沙丘那一刻，能想起上蔡东门的黄犬，他还会不会做出那个选择？」

孟文朗眼中闪过激赏：「这便是『看见人』了。你不是在评判李斯，而是走进了他的心里。不过，为师也要提醒你，历史中的人，比我们此刻看见的总是更复杂。

李斯那『一叹』，是恐惧，或许也夹杂着他自己都未必承认的，对另一种可能的最后一丝不舍。我们能做的，是尽力贴近，却永远不可自以为完全懂得了一个人。」

他总结道：「你以『体用』论修身致用，史学的体用也是如此。史之体，是千百年间无数人的兴衰荣辱丶喜怒哀乐；史之用，不是从中总结几条『教训』当作教条，而是让你在面对自己的选择时，能看见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