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哪个哪批领导来找，严缺都是好好好是是是，但是关键性问题一个都不表态。

最后还是乔志光私下里跟严缺聊了聊：「小严同志，我也是搞文学创作的，咳咳，虽然没搞出什么成绩，但我知道，咱们这类人都不喜欢吵吵闹闹的环境，你的心情我大约可以理解。

可是小严同志，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呀！咱文化馆的主要工作职能之中，有一条就是助力家乡建设，配合家乡宣传，是你责无旁贷的义务啊！

就算是为了咱文化馆上下几十号职工的年终福利着想，是不是考虑略微配合一下？」

「……」

严缺可以给外人装糊涂，不好不给乔志光面子。

老兄好人啊，估计这段时间他也承受了莫大的压力。

所以严缺决定，接受且仅仅接受一家媒体媒体的采访。

《烟台日报》，不行，领导看不上。

《大众日报》丶《农村大众》，也不行，一个期发行量30万份，一个期发行量40万份，给他们访一回，能毛乱一整年你信不信？

《山东画报》，也不行，画报画报，以照片为主，哥们虽然长得挺帅的，但现实条件受限，打扮的穿的戴的，很容易让人定型为「乡土作家」，帽子戴上容易，往下摘就难了。

《支部生活》倒是可以，这份杂志创刊于1956年，锁定的读者群也并非普通读者，受众面比较窄。

但是有个问题，该杂志历经停刊，正计划3月份复刊，对他的采访可能会被作为重头稿件处理，不符合严缺的低调要求。

思来想去，最终选了《山东青年》。

后世的《山东青年》，期发行量一度跌破两三万份，但在眼下，则稳定在15-20万份左右，符合领导的扩大影响面的基本要求。

同时，这份杂志的主要读者群是团员，所以影响面虽然广阔，影响力可能仅仅局限于多去买几本《山东文艺》。

完美！

委托乔志光代为回应了《山东青年》的邀约之后，严缺又深刻考虑了一下，为避免杂志记者来了之后，瞎问一些太有深度的问题，把自己架起来不好回答，他提前自拟了一个采访提纲，并提前盘算了一下标准答案。

这对于后世经营大型文娱集团的时候，经常接受媒体采访的他来说，完全不是什么事。

问：你在战场上直面生死的时候，怎么想的？

答：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本能，在生死面前，我什么都没有想，坚持战斗丶取得胜利就是我唯一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