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点头。他的手在笔记本上轻轻拍了拍，像是在安慰那些名字。「是该去了。她们等了那么多年，等了一辈子。不能再等了。再等，她们也走了。走了，那些对不起就没人听了。那些债就还不完了。」

董建安抬起头，放下笔。他的眼睛红红的，但很亮。「我跟你去。我去跟她们说对不起。当面说。她们要打要骂，我都受着。我杀了她们的女儿，她们打我一顿，骂我一顿，是应该的。我受着。」

董振华也抬起头，合上档案。「我也去。我替他说。我替他回答不了。我站在门口看着，我也欠她们一个对不起。我没有杀她们，但我看着她们死。我和他一样，欠她们一条命。」

孙建国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灰。「我也去。我看见了，却什么都没做。我跑了，躲了那么多年。我也欠她们一个对不起。我看见了，我跑了。我没有站出来，我没有说话。我比他还不如。」

先生站起来，扶着桌沿。他的动作很慢，膝盖咯咯响。「我也去。我记了那么多年，写了那么多年。我也欠她们一个对不起。我记了她们的名字，但我没有救她们。我写了那么多对不起，但没有亲口对她们说过。我欠她们的。」

江波看着他们。四个人，四张老脸，四个站在门口看着的人。他们现在要走进去。走进那些家属的家，走进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的面前，走进那些死去的人的眼睛里。他们要说对不起。他们要说很多遍。他们要说一辈子。说到说不出来为止，说到听不见为止，说到死为止。

第一站，是陈芳家。芜湖。那个老太太，八十六了，耳朵不好，听不清电话。她女儿说，她妈每天起来都要问，芳芳回来了吗？问完就忘了，第二天又问。她等了一辈子，等到头发白了，等到眼睛花了，等到腿走不动了，等到耳朵听不清了。她还在等。等那个不会回来的人。她不知道她的女儿已经死了，死了三十多年。她只知道，芳芳出去打工了，还没有回来。她会回来的。她一定会回来的。她说过要回来的。

江波开车，先生坐在副驾驶，董振华丶董建安丶孙建国坐在后座。后座很挤，三个老人挤在一起，谁也不说话。汤圆趴在先生脚边，头枕在先生脚上。车开了两个小时，进了芜湖。天晴了，阳光照在街道上，暖洋洋的，像春天。街上的梧桐树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像一只只乾枯的手。早点摊的蒸汽在阳光里袅袅飘散，混着油条和豆浆的香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