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签纸——是阿九写的，“记得买面包”。他一直没有扔。现在它和药瓶一起躺在垃圾桶里，纸角微微翘起来，露出背面空白的一小块。

他站在垃圾桶前面，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身，走到玄关，换了鞋，拿了钥匙，出了门。

他走在路上。十一月的北京，风很冷，但他穿了那件黑色的冲锋衣——阿九借给他的那件。不，不是阿九借给他的，是他自己的。这件冲锋衣是他自己的，一直是他自己的。阿九不存在，阿九拿出来的每一件东西都不存在。但他穿了这件冲锋衣八个月，它已经变成了他的衣服，上面有他的气味，领口有他蹭上去的粉底痕迹，口袋里有一张他忘了扔掉的便签纸——“今天要开心。——阿九”。

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指尖碰到了那张便签纸。他没有拿出来。就让它待在那里，和口袋的绒布贴在一起，和他的体温贴在一起。

他走了很久。走过公司，走过便利店，走过那条第一次遇见阿九的巷子。巷子里的路灯还是坏了一盏，忽明忽暗地闪着，像一只快要断气的萤火虫。他站在巷口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

他走到了医院。

不是周医生的诊所，是另一家医院。一家有大楼的、有住院部的、有妇产科的综合性医院。他不知道为什么走到了这里。他的脚带着他来的，他的脚比他的大脑更知道该去哪里。

他站在医院门口，仰头看着那栋大楼。大楼很高，十几层，窗户一格一格的，像蜂巢。有些窗户亮着灯，有些暗着。他看见三楼的窗户开着，粉色的窗帘在风里飘动，那是妇产科。五楼是外科，七楼是内科，九楼是精神科。他站在楼下，仰着头，脖子酸了，但他没有低下头。

他走进大楼，坐了电梯。他按了最上面的那个数字——不是精神科的九楼，是顶楼。电梯往上走，楼层数字一个一个地跳——3、4、5、6——和公司的那部电梯一样慢。他靠在电梯壁上，看着数字跳动。电梯到了顶楼，门开了。他走出电梯，推开消防通道的门，走上楼梯。

楼梯很窄，很暗，声控灯被他脚步激活，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他一步一步地往上走，脚步声在楼梯间里回荡，咚、咚、咚，像心跳。他走了三层楼梯，推开了通往天台的铁门。

铁门很重，他用肩膀顶开的。门开了，风灌进来，很大，很冷，吹得他睁不开眼。他用手挡了一下风，走出铁门，站在天台上。

天台很大，铺着灰色的防水卷材，卷材的接缝处打了黑色的胶，踩上去软软的，微微下陷。天台上有很多东西——几个废弃的空调外机，生满了锈；一堆被遗弃的建筑材料，用塑料布盖着；一根很细的避雷针，顶端是尖的，指向灰蒙蒙的天空。

他走到天台的边缘。边缘有一道矮墙，大概到他的腰部，矮墙上面装着避雷带——一根生锈的铁丝，绷在两个铁柱之间。他站在矮墙前面，风从正面吹过来，吹得他的头发往后飞，吹得冲锋衣的下摆啪啪地拍打着他的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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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低头看下面。

下面是医院的院子。院子不大，有几棵银杏树，叶子已经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在风里摇晃。院子里有几条长椅，长椅上坐着人——一个推着输液架的病人在慢慢散步，一个护士推着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裹着毯子的老人。院子的尽头是住院部的大楼，大楼的一楼是急诊科，急诊科的灯亮着，红色的十字标志在风中微微晃动。

他抬起头，看着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