嬷嬷走的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坐在孤儿院的天台上，腿悬在栏杆外面，看着底下的马路。车很少，隔很久才有一辆，车灯切开黑夜又合上。他在那里坐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他爬下来了。不是因为他不想死了，是因为他忽然发现——他甚至没有力气去死。死是需要力气的。活着也需要力气。他卡在中间，上不去下不来，像一颗嵌在墙缝里的石子，风从两边吹，它哪儿也去不了。

后来他考了大学。好大学。再后来他进了公司。好公司。再再后来——他发现自己还是那颗石子。换了面墙而已。墙还是墙，他还是他。他坐在工位上敲键盘，开会的时候发言，下班的时候刷卡，电梯里跟同事点头微笑。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体面。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灵魂像一件挂在二手店橱窗里的旧大衣，熨得整整齐齐，标签写得清清楚楚，路过的人看一眼，说一声“还不错”，然后走进隔壁的奶茶店。

没有人真正看见他。

不是“没注意到他”，是“看见他”。看见他这个人。看见他胸腔里那个空荡荡的房间。看见那颗嵌在墙缝里的石子。看见他不需要别人帮他做什么、说什么、解决什么——他只需要有人站在那面墙前面，说一句“我看见了，那颗石子在那儿，它哪儿也去不了，但我看见了”。

没有人。从来没有人。

所以他蹲在那条巷子里，后脑勺抵着墙，胃里的酸液一波一波地涌到喉咙口又退回去。他想起今天是自己二十四岁生日，想起早上那碗泡面里加了个荷包蛋，那是他自己给自己庆祝的唯一仪式。蛋黄煎破了，流了一锅底，面条变得黏糊糊的，他吃了几口就倒了。

他在想，如果他就这么蹲在这里，蹲到天亮，会怎么样？大概会被路过的人发现，叫个救护车，送到急诊室，洗胃，输液，然后精神科医生过来跟他谈话，问他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有没有想过伤害自己，需不需要开一些药。他会说没有，会说只是喝多了，会说对不起添麻烦了。然后他会出院，会继续上班，会继续刷卡，会继续在电梯里点头微笑。

一切都不会改变。

因为他连让别人为他担心的资格都没有。他没有家人，没有朋友，没有爱人。他是一个没有线牵着的人——别人放风筝，线断了，风筝掉下来，有人会去找。他是一朵没有根的云，风吹散了，连一场雨都下不了。

他笑了一下。不是苦笑，不是自嘲，是一种真正的、发自心底的、觉得这件事荒谬到了极点的笑。他活了二十四年，最后发现自己连死的理由都不够充分——不是不想死，是死了也没人在意，那死和活有什么区别？既然没区别，那活着好像也不亏。

他就这样蹲在墙根，嘴角挂着一个莫名其妙的笑容，头顶的路灯嗞嗞地闪，像一只快要断气的萤火虫。

然后那个声音落下来了。

“需要帮忙吗？”

不是那种深夜巷子里陌生人相遇时的警惕，也不是那种路过的敷衍。那个声音很低，低到像是从地底下长出来的，又像是从头顶的路灯里渗出来的。带着点哑，不是烟嗓那种粗粝的哑，是弦乐器的哑——大提琴的弦松了半调，弓子搭上去的时候，声音不是亮的，是沉的，是往你胸腔里坠的，坠到最底下的那根肋骨上，震得那里隐隐发酸。

谢衍抬起头。

逆着那盏忽明忽暗的路灯，他看见一个人。

年轻男人。二十四五岁的样子。穿一件黑色的薄毛衣，不是那种紧身的款式，是稍微宽松一点的，领口微微敞开，露出一小截锁骨。袖子卷到了小臂中段，小臂上有一道很淡的青筋，从腕骨延伸到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