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秋意渐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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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郊，那片崭新的丶鹤立鸡群般的「红星职工生活区」，已然成为整个京城最具话题性的所在。二十栋十八层高楼，如同二十位身披米黄色铠甲的巨人，沉默而骄傲地矗立在逐渐萧瑟的秋风里。每天傍晚，当夕阳的馀晖为楼体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家家户户的玻璃窗后次第亮起柔和的灯火，远远望去，宛如一座悬浮于地平线上的丶由星光构筑的城堡，与周围低矮灰暗的胡同平房丶老旧的筒子楼形成了近乎魔幻的对比。对绝大多数北京市民而言，这里代表着一种遥远得近乎不真实的现代化生活图景——电梯上下，独厨独卫，阳台眺远，三室宽敞。

而真正将这种「不真实」砸进现实，并激起滔天波澜的，是随着新房钥匙一起，被少数幸运儿握在手中的另一把钥匙——红星牌小汽车的钥匙。

「内部优惠购买使用权」政策，如同在已经沸腾的油锅里又浇进一瓢凉水，炸得红星厂内外丶乃至半个北京城都嗡嗡作响。分到新房，是「安居」；拿到车钥匙，则是「行便」，更是「面子」！当第一批符合条件的劳模丶高级技工丶工程师，在无数羡慕嫉妒的目光洗礼下，略显生疏却昂首挺胸地，将那一辆辆崭新的丶漆面能照出人影的红星牌小汽车，小心翼翼地开进崭新的家属区，停放在划线分明的地上停车位，或者更「神秘」的地下停车场时，一种前所未有的丶混合着自豪丶优越与对未来无限憧憬的情绪，在红星厂近六万职工及家属心中，野火燎原般蔓延开来。

傍晚下班时分，成了家属区最热闹的「车展」时间。自行车的洪流依旧主流，叮铃铃的响铃声不绝于耳。但越来越多「嘀嘀」的丶清脆却不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开始加入这支归家的交响曲。一辆辆造型敦实可爱丶线条流畅丶或军绿丶或天蓝丶或鲜红的红星牌小汽车，排着队驶入小区大门。在接受门口站岗的保卫科的检查证件后开门放行（小区里面居住那麽多的技术骨干和工程师专家，保卫处特意安排了三十多人带着枪巡逻护卫），开车的人或许手上还带着机油的痕迹，或许工装还没来得及换下，但眉宇间的神采，车窗后家人满足的笑脸，无不宣告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到来。

「看！那是三车间的刘师傅！八级锻工！这次分房分了三楼东头那套，车也批了！」

「呀，科研所的张工也开车了！人家是大学生，工程师，有车不奇怪！」

「嘿，瞧见没？那开蓝色车的，是锅炉房的老赵！劳模！听说他为了抢修管道，三天三夜没合眼！该他住新房开新车！」

羡慕的目光，几乎能将那些小汽车的外壳烧穿。尤其是刚进厂没多久的学徒工丶低级别技工，看着那些往日里可能就在自己工位不远处挥汗如雨的老师傅丶技术标兵，如今不仅住进了梦想中的电梯房，还开上了小汽车，心里的那份渴望和动力，被彻底点燃了。一种朴素而强烈的信念在年轻工人们心中生根发芽：在红星厂，有技术，肯吃苦，做出贡献，就真的有前途，有好日子过！

厂里的宣传栏丶广播站，敏锐地抓住了这股风气。「向劳动模范学习！向技术标兵看齐！」「钻研技术，岗位建功，安居乐业不是梦！」等口号和专题报导层出不穷。原本一些下了班就琢磨着去哪儿逛逛丶找点乐子的青年工人，现在吃完饭就捧着技术手册琢磨，或者缠着车间里的老师傅问东问西。技术学习小组丶技能比武擂台，报名人数空前踊跃。全厂掀起了一股「学技术丶练本领丶争先进」的热潮，生产效率和技术革新提案数量，肉眼可见地往上窜。

在这股向技术高峰攀登的洪流中，有一个人，重新成为了许多年轻工人，特别是钳工学徒们仰望和追随的对象——易中海。

这位曾经的八级钳工丶四合院「一大爷」，在过去一年里，经历了人生中最彻底丶最惨痛的「社死」与重生。假药事件丶无精症真相的曝光，如同一场毁灭性的风暴，将他数十年精心维系的老好人形象丶道德权威，连同作为一个男人的隐秘尊严，撕扯得粉碎。他成了整个南锣鼓巷街道丶乃至红星厂范围最大的笑话和谈资。那些同情的丶鄙夷的丶幸灾乐祸的目光，如同无形的鞭子，抽打着他。他请了长假，把自己关在昏暗的屋里，仿佛要与整个世界隔绝。

风暴的馀波远未平息。长久以来，「生不出孩子就是女人的错」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被易中海这面「照妖镜」狠狠击碎。街道上丶厂区里，不少多年无子丶一直承受着「不下蛋母鸡」污名和压力的妇女，第一次挺直腰杆，拖着自家男人去了医院。检查结果五花八门，有女方原因，更有相当一部分，问题出在男方。一时间，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夫妻积极寻医问药；有的决定领养孩子，开启新的生活篇章；也有的，丈夫觉得脸面丢尽，恼羞成怒，与妻子争吵打闹，最终闹到街道办丶妇联，以离婚收场。易中海自己大概也没想到，他个人的悲剧，竟意外地掀起了一场关于生育观念的小小「革命」，也让许多隐忍多年的妇女，得以重见天日。

易中海的转机，源于一次近乎绝望中的救赎。他的失散多年的亲弟弟，夫妻二人一个人牺牲在朝鲜战场，另一个在医院上班不慎感染了致命病菌牺在了医院，留下了一对年幼的儿女，姐姐九岁，弟弟五岁，在孤儿院里孤苦无依。被易中海机缘巧合下收养，易中海那死灰般的心，突然被什麽触动了。他和躺在床上丶身体依旧虚弱但眼神已恢复了些许生气的一大妈对视良久，从彼此眼中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一种同病相怜的悲悯，和一种绝境中抓住浮木的渴望。

他们接回了这两个孩子。女孩叫易爱佳，男孩叫易爱国。孩子的到来，如同阴霾房屋里投入的两缕阳光。他们怯生生地叫「大伯」丶「大娘」，小心翼翼地吃饭，懂事地帮着做家务。一大妈久病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开始挣扎着下床，给孩子们缝补衣裳，做点简单的吃食。易中海沉默地看着这一切，心里那块坚冰，在孩子们纯真的眼神和妻子重新焕发的生机中，慢慢融化。

他意识到，技术，是他安身立命丶也是他可能给予这个新家庭未来的唯一根本。他不能再沉沦下去了。他要工作，要挣钱，要把这两个孩子抚养成人，要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当他重新回到红星厂钳工车间时，迎接他的目光依旧复杂。但他把头埋得更低，只是默默地走到自己的工位，拿起熟悉的工具。他干得更卖力，更专注，仿佛要将所有无处安放的精力丶悔恨和希望，都倾注到手中的零件上。他做出的工件，精度更高，质量更好。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热衷于掺和院里的是非，或者端着「一大爷」的架子说教。他只是干活，沉默地丶拼命地干活。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他主动找到车间主任，甚至找到了分管生产的厂长杨卫民，郑重提出：「我想多带几个徒弟。把我会的，都教给他们。不要补助，就为了……别让手艺断了。」

厂里正缺高级技工，尤其是肯真心实意带徒弟的八级工。易中海的请求，很快被批准。而且，不是带一个两个，他一下子收了八个徒弟！从看图下料，到锉削刮研，从钻铰攻丝，到精密装配，易中海仿佛换了个人。他不再留一手，不再搞「教会徒弟，饿死师傅」那一套。他手把手地教，一遍不会教两遍，两遍不会教三遍。他把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经验丶窍门丶绝活，甚至是失败教训，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他变得严厉，但也无比耐心。车间里，经常能看到他带着一群年轻人在工位前，一蹲就是半天，讲解示范，汗流浃背。

慢慢地，人们看他的眼光变了。从最初的鄙夷丶好奇，变成了疑惑，继而变成了尊重。尤其当他的徒弟们技术进步神速，开始在车间里独当一面，甚至在小比武中获奖时，「易师傅」这个称呼，重新被叫响，里面包含了越来越多的真诚。他用自己的双手和毫无保留的奉献，一点点地，重新捡起了破碎的尊严和声望。虽然他依旧话不多，但腰杆，在潜移默化中，又渐渐挺直了一些。

当红星厂职工生活区成为全城瞩目的焦点时，南锣鼓巷95号院，这座古老的四合院，也正经历着一场静悄悄的丶却影响深远的变迁。

院里好几户人家，都符合分房条件，即将搬入那令人艳羡的电梯高楼。其中，东跨院尤其成了众人关注的「风水宝地」。